从“国家祭祀”观察中国古代王权(1)

发布时间: 2017-11-30 13:28 来源: 网络整理

  我现在认为皇帝即位礼仪中是没有天子即位的,而只有皇帝即位

  吕博:《古代中国と皇帝祭祀》一书2001年出版以来,对中日两国的礼制研究者影响深远。在该书第一部《皇帝祭祀研究的意义》中,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在此可否请您谈谈您是受到怎样的学术影响,来从事这一课题的?

  金子修一:我出生于1949年5月,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早了5个月。我对中国的动态十分关心。但大学和研究生时代,还没有可以保持相互交流的中国友人。

  我的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东京的公司工作,他的同龄男性大多具有参军的经验。我的恩师西嶋定生先生因病没有服役,但很多其他老师确有充当出征士兵的经历。战前的日本军队是皇国的军队,即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昭和天皇)为统帅的军队。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世代对天皇制抱有强烈关心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在小学时就对汉字很感兴趣,立志在大学学习中国相关知识,不过感觉文学研究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进入东京大学之后便下定决心专攻中国史。东大的学制是在驹场校区的教养学部学习两年后,再到本乡校区学习专业课程两年。不过到大二后半学期,就有本乡校区的专业课老师们到驹场进行入门性授课。当时我就上了西嶋定生先生开的课。我对西嶋先生再三提及的中国皇帝制与日本天皇制的比较很感兴趣,例如他说过:“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很多,但为何日本天皇制能延续至今,而中国的皇帝制在辛亥革命后便消亡了,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究。”故而到本乡校区后,我在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中选择了西嶋先生作为我的导师。

  进入文学部学习是在1970年。当时日本代表性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正在陆续刊行全30卷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当年5月刊行的第4卷中载有西嶋先生的序言《总说》,以及单篇论文《皇帝支配的成立》。《总说》后改题为《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今日读来,这样将历史长河中的“东亚世界”理论化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而《皇帝支配的成立》,则是解释汉代皇帝支配如何形成、确立了何种特质的论文。这在今天看来也是第一流的讨论中国皇帝制的论文。

  论文依据从汉到唐的皇帝六玺制度(包括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认为皇帝和天子并不仅是不同的称呼,而是反映了同一君主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这一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形象。西嶋氏在1975年进一步论证,汉代即位礼仪是按照天子即位——皇帝即位的顺序进行的,皇帝和天子是皇帝的两个侧面,这一点在即位礼仪中也贯彻体现出来(《汉代的即位礼仪》)。我对这篇论文印象深刻,不过我现在认为皇帝即位礼仪中是没有天子即位的,而只有皇帝即位(参见《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我和西嶋先生讨论过后,在本科毕业论文中对唐代国书“起首”的形式进行分类,尝试由此把握唐王朝构建的国际秩序。最终形成了《唐代的国际文书形式》一文,发表在《史学杂志》第83编第10号(1974年)上。另一方面,也很苦恼硕士论文的选题。当时,西嶋先生的课程上在一起阅读《后汉书(续汉书)·祭祀志》,我承担了刘昭注中所引蔡邕长文《明堂·月令论》的部分,一个人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报告这一部分。然后受到西嶋先生推荐,获得了在学生社《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9卷中执笔《中国的郊祀、宗庙、明堂及封禅》的机会(1982年出版,现收入《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尽管这个课题困难重重,不过当我将这个问题展开到汉唐之间,又值我东大的一位恩师池田温先生编集的《大唐开元礼》出版,我得以顺利完成提交我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国家祭祀的展开》(1975年1月)。这篇论文主要以郊祀和宗庙(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中的大祀,基本由这两者构成)为分析对象。

  吕:中国的年轻读者对您的学术成长经历很感兴趣。可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金子:我的运气很好,硕士毕业后就在高知大学文理学部(后改为人文学部)找到了工作。当时的学术成果只有《唐代的国际文书形式》一篇,而我的硕士论文长达350页(每页400字的稿纸抄成),包括了几十页的年表及附录,将其中的成果一点点地发表出来成了当务之急。

  之前提到皇帝有皇帝、天子两个侧面,我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发现,唐代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层次,与祭祀祝文中自称的三个层次即“皇帝(天子)臣某”、“皇帝(天子)某”、“皇帝(天子)”是一一对应的。所以首先发表了《唐代的大祀、中祀、小祀》(《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第25卷人文科学第2号,1976年,经大幅增补后收入《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明确提出了以上观点以及唐代皇帝祭祀由有司代行即有司摄事逐渐制度化。这就是我对皇帝祭祀基本框架的最初认识,对以后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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